对你来说,房子意味着什么?
有人把房子当成基本需求,有人说它能提供安全感,有人把它视为投资对象,有人看重它背后所挂钩的教育、医疗以及商业交通配套,也有人称它是一条连接民生和国家经济的纽带……
尽管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,可说到底,从最初的最初,房子就是用来住的,后来随着人们居住条件不断改善,房子才逐渐被赋予种种意义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或许可以从爷爷那辈讲起。
房子只能用来住
在1949年,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8.3平方米,城镇化率也仅有10.6%。连年战争使中国大地千疮百孔,房屋损毁严重,国家不仅没钱建新房,甚至连修缮老旧房屋的经费也没有。
那个年代,我国城市房屋供应严重不足,人们的居住条件可以说是恶劣,“需要大修”和“极其危险”的房屋随处可见。天津市政府研究室的报告就指出,全市“房屋要马上大量修理,否则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情将不断发生。”
从1956年开始,国家规定由政府统一对房屋进行分配和租赁,逐步完成对住房的公有制改造。但仍无法解决“住房短缺”的问题。
上世纪70年代,百姓住房基本靠“福利分房”,这是一种由政府出钱、单位负责建房和分配的模式。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,问题逐渐暴露。
因为住房投资建设完全依靠国家,渠道单一,数量有限,导致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。加之人口快速增长,从1949年的5.4亿增加至1978年的9.6亿。1978年,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甚至下降到6.7平方米。数据显示,近30年间,中国累计用在住宅上的投资为374亿元,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。“住房短缺”不仅没有缓解,反而进一步恶化。
1978年的中国老百姓,还没有听说过“房地产”这个词,他们只知道自己家住的房子太挤、太小。上海华光仪表厂会计杨希鸿的家,13平方米,挤着3口人,在一个不到1.2米高的阁楼上,杨希鸿的女儿上下了十几年。学者杨绛后来回忆,她和钱钟书在学部办公室住了将近3年,“南北二墙各裂出一条大缝”。
爷爷辈的年代,房子对于老百姓来说,只是用来住的。他们对于房屋唯一的期待,就是面积能再大一点,质量能再好一点。
房子可以成为商品
1984年是个神奇的年份。
万科、招商地产、保利地产、广州城建、浙江广厦、华发股份、天鸿集团、宋都集团……都出现在1984年。
房地产公司从政企不分的混血儿过渡到完全企业化,始于1984年。当时,主管房地产业的中央机构作了明确规定,认定它们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”,“实行自主经营,独立核算,自负盈亏”。
“房地产”作为一个行业,在1984年正式被命名。当时的国家计委、经委、统计局、标准局等批准颁布了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》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。
如果说1984年以前的住房只具有居住属性,那么此后的住房,便多了商品属性。
想要盖房子就离不开土地,既然房子可以买卖,那么土地呢?
1987年在深圳,全国首块土地的50年使用权通过拍卖的形式找到了主人。第二槌在1988年的福州敲响,接着是在上海。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了修改,将宪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规定删去,改为“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”。紧接着,《土地管理法》也进行了修改,土地禁锢终于完全放开。
第一块拍出的土地,一年以后建成了“东晓花园”,并首次采用了按揭贷款的方式出售,151套住宅,不到1个小时就全卖光了。房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,开发公司凭借这笔买卖净赚了400万元。
当时的房地产发展得有多快呢?据统计,1988年,全国房地产公司为3124家,此后3年基本上维持在这个数量;1992年年底,数字一下变成了1.2万家,1993年又变成3万多家。
1992年,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额达440亿元,比上一年增长了80%。1993年,前5个月的统计数字让西方经济学家目瞪口呆: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又增长了69%。
直到1998年7月3日,国务院下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,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。
父母那代人是福利分房的受益者,也见证了这项制度的完结。
房子意味着财富
从那以后的故事,大家就很熟悉了,房地产常常会和财富挂钩。
2001年,“温州炒房团”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。当年8月18日,157个温州人来到上海,3天买走了100多套房子;第二年春天,另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买房,一下子花掉2000万元。
从上海市中心的住宅区“申江名园”能轻易看出房价上涨的速度。2001年10月一期开盘时,这个繁华之地的房价是每平方米6000元,2002年年底二期开盘时是每平方米7000元,到2003年,每平方米的价格变成了1.1万元,随后是2004年的1.6万元,以及2005年的2.4万元。不到3年半,价格涨了300%。
2003年的《福布斯》“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”,涉及房地产业的富豪竟有35个,前10名富豪有6个靠房地产一举暴富。
21世纪以后,人们在谈论房子的时候,绝不仅仅限于满足“居住”这一最基本的需求。买房,买的不只是房子,更是固定资产,是巨额财富,是身份地位,是配套周边,甚至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做贡献。
“房子是用来住的”
2004年1季度,房地产开发投资在连续多年快速上涨的基础上增幅超过40%。房价涨幅高达14.4%,远高于1998——2003年3.6%的年均涨幅。
由于房价上涨的速度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,在随后的十几年间,预测房价一度成为最能博取公众眼球的互联网行为。凡是以“跳楼、裸奔”为砝码断言房价走势的专家,纷纷成为网民们关注的中心。然而房价上涨了一轮又一轮,看空的专家们也逐渐不再发声。
那些靠房地产造富的故事仍在上演,随之而来的中等收入陷阱也越来越严重,很多人被高房价压的喘不过气,几代人打拼的积蓄都被房子清了零。
不管房地产行业如何飞速发展,房子的基本属性始终未变。于是,“房地产调控”这个词逐渐走向舞台中央,成为还没有买房的人们心中仅有的一丝希望。
2005年,国务院要求“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”,相继颁布“国八条”和“新国八条”。2006年到2007年,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和重点转向调整住房供应结构,规定新增的住宅供应必须符合“90/70标准”。但各地地王不断涌现,银行纷纷推出多重优惠措施,人们对房价的预期被进一步推高。
2013年可以说是房地产调控的分水岭,由于不同城市的房价走势开始出现分化,调控政策也由全国普调变为“因城施策”。年初出台的“新国五条”这样规定:仅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及时采取限购措施,建立稳定房价工作问责制。
梳理后不难看出,我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是综合考虑房价和经济情况后出台的,经济过热、房价过快攀升时政策收紧,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则放松调控。
但其实,房地产的高速发展导致了政府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。在住房已不再短缺的今天,房地产和房地产政策都应该回归民生本质,而不应该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。
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楼市发展方向:“房子是用来住的,不是用来炒的”。房地产发展的首要目的是实现“住有所居”。
2018年,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到39平方米,比1978年增加32.3平方米。除了地广人稀的北欧和高收入的美国以外,中国人的人均住房面积可以碾压多个国家。
从“陋室”到“蜗居”,从“蜗居”到“宜居”,几十年间,中国百姓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。无论房子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有多么不同,它终归应该回到“安居乐业”这个本质属性。(【财经翻译官】李童/文)